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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世界渔业日丨守望"隐形"渔业的未来
2019-11-22 11:52:20 智渔 智渔  
 

午后归来的小船,鱼婆们正在将鲜鱼搬运上岸

 

十来艘船散落着泊在岸边鱼婆们或涉水、或顺着简陋的码头将沉甸甸的、拌着冰的新鲜渔获从船上扛下分拣、过称、记账一气呵成随后麻利地装车离去


收拾妥当从船上下来的男人们三五成群来到村头的老爸茶店瘫靠在椅上有滋有味地就着几句闲话下茶缓解和松弛着出海的疲劳和紧张


这样或许平淡无奇的场景,在海南的渔村中司空见惯得让旁人眼里起不了一丝波澜,被大部分人心安理得地熟视无睹,进而视而不见 —— 既是无视这幕算不得别致的风景,也无视了这场景中那些不算出彩的男人和女人。

鱼婆们正在分拣船上的渔获,这些渔获已经有了买家,

马上就会被送到当地的市场销售


而我们之所以久久无法将视线移开,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群不在主流叙事视野里的人们,一头连着千家万户餐桌的丰足、鲜美与安心,一头连着自家的温饱、团圆及喜乐;一头承接着老祖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渔业智慧与文化,一头维系着子孙后代能否长久吃鱼的“小确幸”。在社会话语体系里沉默或者说“隐形”的他们,是“小型渔业”的从业者,也被称为“生计渔民”。

小型渔业,是如此的庞大而多样,以至于难以准确定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仅试图将其描述、而非定义为“采用劳动密集型捕捞、加工和分销技术,利用海洋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的一种渔业形态”,并郑重提醒:考虑到它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不适合对小型渔业制定全球普适的定义。
在中国的研究视角里,结合粮农组织给出的建议指标,我们试着适当聚焦,框定一些条件使其具象化,以便形成一个我国小型渔业的侧写,好让我们可以将它的故事向你们描述一二。 

泊靠在岸边的小型渔船,这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作业工具

我们所研究的、也是这里所说的小型渔业,指的是“利用小型渔船(船长小于12米或略长于12米的渔船)进行近海捕捞作业的生计型渔业”,这类渔业往往既包括以维持自我消费为主要目的的渔业,也涵盖向市场出售和自我消费兼有的渔业,以及主要向市场出售但生产规模较小的渔业。
根据2018年的统计,海南的小型渔船数量接近2万艘,占全省渔船总数的78%;当范围扩大到全国,这两项数字则分别是近16万艘和67%;而粮农组织的估计则是,全球范围内约有12亿人依赖小型渔业及其产业链为生。


这些个数据,或许已经能让你一窥,我们所说的小型渔业,其实是怎样的一个“大体量”。这样的一个体量,使得小型渔业的些许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对水产品的稳定供应、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直接、显著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依赖它为生的渔民社群。

临高昌拱,一位妇女在修补自家的渔网。
在捕捞作业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维护好自家的十几张渔网,这是吃饭的家伙
正如难以对它进行界定,小型渔业复杂得让试图去勾勒它的模样都显得很困难。 它或许是传统的,与商业捕捞广泛使用探鱼仪等现代化设施不同,小型渔业大部分仍以手工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依靠渔民的经验来判断渔场和渔汛;但它绝不是低产的,庞大的基数,以及近海便利性带来的高频次生产,让小型渔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野生海鲜。 

小型渔业捕获的鱼类少而杂,但它确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它或许是区域性的,受船舶限制,小型渔业的作业范围一般在离岸五海里以内;但如今,在即时通讯及冷链物流的加持下,渔船还在回港途中,船上刚刚出水的真·生猛海鲜便已在微信群中,被百公里外的老饕们哄抢一空。

海南文昌铺前至临高角一带,那里的渔民主要以定置网捕捞为主,一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天数可以出海。渔民利用琼州海峡通道,在海面下布设渔网,鱼群跟随“流水”(潮汐)游过这片海域的时候,就会陷入网中。而渔民则根据涨潮、退潮时间来收网。 

临高近海的渔民正在进行定置网作业
这种捕捞方式几乎没有选择性,琼州海峡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定置网,鱼群想游过这片海域实是困难重重。渔民凭世代传承的经验选择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可根据汛期收获特定季节的优势物种。比如现在这个季节,临高附近海域定置网主要捕获的是学名“竹荚鱼”的黄尾鱼。然而,过小的网眼对幼鱼的伤害极大。
较低的投入成本使定置网成为生计渔民最常用的一种渔具。两三人合伙即可搞定全套设施,捕鱼的收入则往往按出资比例分配。而这些年,出海的船工已不仅仅是沿海居民,很多来自海南定安、琼州、五指山等中部山区,从事船工的收入比他们在家乡收入要高。渔村里也渐渐多了不同口音的外乡人。 


我们之所以关注小型渔业,除了它庞大得让人无法忽视,复杂得需要细细揣摩、系统研究之外,还因为我们也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察觉到了那正逼近它的巨大阴霾。

曾经“东海无鱼”敲响了渔业资源衰退的警钟,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未知性犹如悬在小型渔业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城市化进程中沿海工程、环境污染等造成的近海生态破坏,适合鱼类繁育的产卵场、洄游通道被破坏,更进一步压缩了小型渔业的生存空间。与之伴随的是村庄“空心化”下原有村落秩序的错位和文化传统的断裂,让渔婆渔夫们少了默契与信任,多了冷漠与嫌隙。

开海前夕,临高调楼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修补渔网工作中。弄一张网七块钱,这位阿婆已经年过80
这些隐忧,必将影响生计渔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将损害那暂时无法发声的后代们的权益。
带着这样的一些执念,我们热切而细致地观察着小型渔业的发展,并抱着一份小小的野望,希望能串起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视角,形成个把发掘小型渔业发展背后隐藏逻辑的观察、分析工具,让我们能更条分缕析地洞察小型渔业的变化。

传统小型渔业是否一定会消失?


未来是否还有小型渔业这种生产类型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传统小型渔业的式微,会为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变化的本质其实是过剩劳动力的有序退出或转移,涉及到的不仅是渔业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和渔民个体安置的问题。小型渔业维系着家庭生计,深受政策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渔民群体间的合作和利益分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 

万宁乌场,一位鱼贩在挑选清晨上岸的鱿鱼。虽然天冷下雨,但是今天鱿鱼的品质让他满意

正月初一,一位渔民正在举行“挂红”仪式:为船头挂上红布,敬香烛,祈求来年红运当头

这个群体有多大?他们的生存现状到底怎样? 哪些因素有可能阻碍了他们向商业捕捞、水产养殖或服务业转型?
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透过综合视角,跨学科研究,运用平衡生态和社会目标且连接科学与政策的手段,深入理解小型渔业的构成、动因以及困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近期海南省出台了《休闲渔业发展规划(2019-2025)》,雄心勃勃地展望未来五年以游艇、海上运动等为主要方向的投资计划。但是,所谓的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引流等条件真的就是渔业转型最关键的因素吗?
从长远看,渔业转型、乡村振兴更需要人的心态转变和能力升级。目前,我国大部分休闲渔业的发展还停留在比较片面的硬件改造,而忽略了怎么去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动力系统。许多被视为“典范”的休闲渔村,实际上村里已经没有渔民,丢失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这样的转型模式缺乏可持续性——缺少灵魂的渔村,只会将转型带入低端化、同质化的困境,沦为资本投机的牺牲品。 

儋州海头,当地返乡青年建立了乡村图书馆,为渔村孩子们提供了更好课后阅读空间 台湾曾大力发展渔业社区的内生力量,把渔民培养成生态导游和美食料理大师等专项人才,开发体验式乡土旅游。 这些成功经验也启发着海南的返乡大学生,有的人从建造公益 “乡村图书馆”入手,为渔村小学打造足球队、开设自然课堂,给村民开音乐会、放电影,还酝酿着恢复滨海湿地、古盐田等途径探索渔村振兴的道路。
像这样的实践者,正力图回答:如何引导渔民主动寻找机遇,通过自组织,发挥渔民团体的内生力量?如何开展技能培训、创业孵化来提高渔民转型的软实力?怎么去引导当地人挖掘渔村特有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和生活习俗?……
2022年被联合国指定为“传统渔业之年”,而国际上普遍认为:建立合理的社区协作机制,让渔民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小型渔业的转型。

过去几年里,我们深入渔村观察记录渔民的日常,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所见所想,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小型渔业和渔民,重新认识渔业社区的价值。同时,通过组织讨论、对话,我们为国内外学者、主管部门、社会组织、渔民、实践者等利益相关方提供沟通平台,期待促进各方达成小型渔业的转型共识,识别有效路径。
在守望生计渔民探寻小型渔业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共生之道的路上期待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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